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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神lv2024-08-05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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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高度关注******

　　新华网记者张敏彦

　　【学习进行时】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文章，与您一同学习感悟。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并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刻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深刻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任务、实践要求，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指出，新时代十年，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祛疴、重典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踏上新征程，我们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时隔两个多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中央纪委全会上再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何谓“大党独有难题”？

　　此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党独有难题”的主要表现作深刻分析。他指出六个“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

　　——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此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他指出，这个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

　　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新征程上，如何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这个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他用三个“更加突出”，作出深入阐释：

　　——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

　　——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

　　——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

　　三个“更加突出”，进一步丰富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进一步凸显了其中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作出系列战略部署——“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这次中央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对于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对于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对于加强纪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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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部署，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彰显出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党的二十大闭幕以来，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

　　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刚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增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定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此次中央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中央纪委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